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已一年，客观来中国和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均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欧洲的战争导致投资环境受到重创，但美国的金融市场却从中获利颇丰。从2021年下半年乌克兰形势恶化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流入美国，无需考虑欧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虽然因欧洲制造业的损失而受到冲击，但这股利益并没有完全被美国吸收，反而也让中国受益匪浅。德国的化工巨头巴斯夫自2022年下半年起在中国湛江投资建立工厂，投入资金超过100亿欧元。作为德国的重要支柱企业，巴斯夫的发展历程几乎是德国现代化的缩影。
这场大规模战争的后果相当复杂，既有受害者，也有获利者。通常情况下，受益者与受害者并非直接参与战争的国家。如果假设美国与伊朗再次开战，这场冲突对中国的利益可能会更大。因为若战火蔓延至海湾地区，损失最大的可能仍是美国，而中国则不会面临如欧盟那样的能源供应中断。
尽管中国的能源供应链高度依赖进口，但其海外能源供应相对稳定，与沙特和俄罗斯等大国均签订了严格的石油进出口协议，这些协议对能源的总量和价格进行了详细规定，确保了稳定的供应。因此，即使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海湾地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美国能否依然对中国的商船和油轮实施攻击也是个问题。
近年来，中俄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迅速增长，尽管海湾地区的原油供应可能出现波动，俄罗斯却能够弥补这部分的缺口。被美国封锁多年的伊朗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较少，因此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反，美国将面临更大的损失。尽管美国拥有页岩油产业，这曾是经济的支柱，但在一系列环保政策的施压下，如今美国反而需要依赖进口石油。
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始终紧缺。美国希望在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下缓解经济危机，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努力降低通货膨胀预期。若与伊朗开战，平抑油价显得极为困难，且油气输出国也不愿意向美国让步。4月初，OPEC宣布减产，虽然中国的能源供应未受到明显影响，但全球油价将急剧上涨，这对美国无疑是沉重打击。
全球通胀预期与油价密切相关，除非拜登政府为长期的经济危机做好准备，否则开战并非明智之举。伊朗并非像伊拉克那样脆弱，无法轻易被美军击败。海湾战争的历史教训深刻影响了伊朗。
当年，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唯一的敌对国家，随后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使伊朗面临东西两方的美军威胁。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争，伊朗进行了大量准备。近年来，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被美国斩首的事件揭示了许多与伊朗革命卫队相关的国际行动。许多中东武装组织与伊朗关系密切，伊朗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他们提供支持。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与伊朗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双方不仅共享武器，还毫无保留地交流军事经验。
伊朗对这种经验十分重视，因为真主党在与以色列国防军的对抗中所面临的挑战，恰恰与伊朗对抗美国时的情况相似。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朗的军事体系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应对措施源自真主党武装的经验，包括军队指挥结构和国内防区的划分等。
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获得了显著的军事胜利，这为伊朗加快军事改革提供了动力，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美国攻击。伊朗的军事教训体现在其军事体系的特征，即擅长“打烂仗”。尽管美国空军强大，能够全天候封锁地面部队的活动，但伊朗通过将国土划分为多个独立防区，构建了相对独立的军事体系，尽量减少人员和物资的调动。
在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虽然具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却找不到真主党的目标。表面上，这场战争是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对抗，但实际上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斗争。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观察这场冲突获取对伊朗的作战经验，但结果并不理想。
尽管美国军事实力强于以色列，伊朗的实力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其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某些领域的先进性。更何况，如今中美关系紧张，伊朗很可能获得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援助，这些支持将通过阿富汗-伊朗边界进行输送。
如果参考海湾战争，美国军队需要投入超过50万名士兵，包括10个陆军师和500架作战飞机。虽然伊朗不一定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攻击经过该地区的美国商船的可能性不小，因此美军也需要部署至少一个航母战斗群来维护地区安全。这将使美军面临兵力短缺的风险，甚至可能给解放军提供机会收复台湾。
需要指出的是，美军在和平时期能够随时投入战备的航母数量最多为4艘，在紧急情况下最多能调动6到7艘，接近三分之二的战备。如果战争持续超过半年，这些航母势必需要返回港口进行维修，此时美军的战备水平将大幅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已经显著软化。只要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威胁时，美国不太可能主动采取军事行动。判断美国是否有意对伊朗开战的关键在于观察以色列的态度。如果美国确有所图，以色列会率先发声并付诸行动，而若美国不想对抗，即使以色列发出威胁，也不会采取实际行动。
近年来，以色列政府在不少问题上表达了强硬态度，但实际行动却与之相去甚远，显示了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顺应和调整。在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美国对中东的关注程度有所降低，核心利益变为主要利益，只有在伊朗做出异常举动时，美国才会动用军事力量。
目前，美国的政策几乎完全围绕对抗中国展开，拜登政府在决策上更加优先考虑对华战略利益。以当前经济危机为例，美国与中国的货币政策曾高度协调，旨在共同应对经济问题，但这种默契在拜登上台后显著减弱，导致至今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已久，这正是由于两国敌对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因此，2020年代被称作“百年未有之变局”，历史上许多看似重大的事件在短短几年间便被淡化。2007年的次贷危机，虽然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但如今相比于2020年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则显得微不足道。
需要关注的是，全球民族主义的蔓延，使得美国难以全面控制局势，而中国同样无力主导。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海外的重要利益依然依赖于现存的国际秩序。曾经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中国似乎游刃有余，但如今这种态势已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下，美国甚至愿意为遏制中国而主动破坏现有秩序。俄乌战争的长期化对全球秩序造成了严重损害，同时也恰好符合某些极端保守派的战略意图。他们认为在无法直接对抗中国的情况下，摧毁现有秩序以限制中国是可行的。这种策略的受害者不仅是俄罗斯，也包括美国和中国自身。
当前美国政府的立场非常明确，即便自身利益受损，也希望看到中国遭遇相同的困境。当中国的产业升级威胁到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时，美国清楚表达了不愿接受这种威胁，并不惜让整个秩序崩溃，造成双方共同受害。因此，双方的发展空间几乎不存在，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经济可能会呈现出更大幅度的缩水，显然无法回到2010年全球化的巅峰状态。
